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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9日，今日头条、凤凰新闻、网易新闻、天天快报等4款APP被有关部门要求下架，暂停下载。今年以来，权威媒体多次聚焦“大数据杀熟”和无下限“网红”等不健康的互联网业态，相关部门纷纷约谈滴滴、美团、抖音、快手等互联网企业。可以说对互联网乱象的新一轮整治已经开始。[全文]
当庙堂文化和江湖文化被摆在同一平台上时，庙堂文化作为相对严肃的一方，是很难和江湖文化抢夺注意力的。平台从社会文化的传播者，演变成社会文化的塑造者。它们必然会受到社会各方力量的制约，并成为维护社会平衡的一部分。[全文]
因遭举报，动画《Darling in the Franxx》紧急下架。随着类似事件不断发生，我们发现，伴随文化监管长大的一代人，似乎对举报的应用越来越熟练。他们知法懂法，明白如何将“规则”变为自己的武器，而这武器，比刀剑更危险。[全文]
避免罗尔事件和深圳四胞胎事件一再发生，一方面，要建立更加有效的披露-判定-救济-反馈的机制，确保不会因为陷入要么被骗，要么冷漠的尴尬境地；另一方面，在这个全过程中，补上那些可以被利用的漏洞，确保相关机制至少在形式和程序上是完善的。[全文]
相较国内的厂商，卡巴的展台不大，展示了一套精巧的工业流水线仿真模拟设备。现场，物流传送带系统和计算机连接，计算机模拟外界对基础设施攻击的各种情形，从而演示了卡巴2016年新推出的工业控制安全防护产品。而国内厂商，展示的多是模型而不是成熟产品。这样难免让人起疑。[全文]
第三届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今起开幕，“网络安全为人民、靠人民”的主题响应了此前习在4月19日网信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习曾指出，维护网络安全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网络治理要坚持“群众路线”。[全文]
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席方方败诉了。她发微博指责诗人柳忠秧为鲁迅文学奖“跑奖”，因为一生气，就斩钉截铁来了一句“把所有都评委搞定”，却无法举证，被对方告名誉侵权，现在判决要她删除微博、赔款道歉。联想到最近，影响力巨大的媒体人咪蒙说田朴珺是“独立婊”，“所有抛头露面的机会，都是因为王石”，也让人为她捏一把汗。[全文]
带着“推广”字样的网站和医院，千万不要去，这些都是给百度交钱做广告的。但凡做广告的癌症医院都有问题吗？是的。原因很简单，正规肿瘤医院，从院长到医生都已经忙成x了，天天都在祈祷病人少一点，不会有任何人去打广告吸引更多病人。[全文]
4月19日的网信工作座谈会上，笔者作为十名代表之一，围绕全球网络空间治理的主题进行了简短的汇报发言，随后聆听了习高屋建瓴地勾画了中国网信大战略的轮廓。从座谈会之后的传播实践来看，碎片化的新媒体传播平台，在媒体从业人员以及受众群体中已经塑造并形成了相当可观的“碎片化思考”的思维模式。[全文]
走进国家网信办办公楼，这里文件摞得山高，电话响个不停，挑灯夜战是常态。举报中心主任张成刚告诉记者，2014年受理和处置公众举报109.4万件。自去年4月开始，接到针对微信公号的举报多了起来。[全文]
日历书记、水木坑爹女是最近上演的两部“逆转神剧”。网友对官员廉洁的质疑、对人肉扒皮的狂欢情绪，背后隐藏的是一种群体性社会焦虑。[全文]
由“房姐”们所引发的假户籍事件，无论是报假户籍的目的动机，还是屡屡得手背后的制度成因，与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形成的历史原因、现实困惑不沾边儿，实属两个完全不同的社会纠结。硬将二者扯到一起，那是某些自诩的“意见领袖”和自贴标签的“公知”在成心搅浑水，而网络上的起哄者多半对其一知半解。[全文]
将贪腐问题归结为体制问题，谈到贪腐必谈体制，必谈政改，多年来成了中国知识界一个思维定势。然而这个思维定势很可能是一个理论误区。这一误区的产生，是由于人们只看到中国与西方国家在政治体制上的不同，没有认识到更大的差别其实在于国家本身。[全文]
随着反腐的加力，会有更多的“问题官员”被揪出来。官员群体必须清醒地意识到，社会舆论之所以如中头奖般地渴望更多的官员出丑倒台，并添油加醋、绘声绘色地集体喝彩，是当下中国的一种特定社会现象，“这也是整个中国社会的集体悲哀”。这种集体悲哀的“基质”是什么？尤须整个官员群体认真反思。[全文]
中国正在迅速崛起，但腐败问题也严重困扰了中国的崛起。法国作家雨果在其小说《九三年》中有一句名言：对毒瘤开刀时，外科大夫最需要的不是激烈，而是冷静。我们处理腐败问题也需要这种态度。强烈的道德谴责和严厉的法律惩处是十分必要的，但我们还需要走一步，看三步，从整体上把握腐败问题及其解决之道，在战略上藐视它，在战术上重视它，直至在中国全面崛起的大势中战胜它。[全文]
“透明国际”创始人彼得·艾根曾在有“美国党校”之称的哈佛大学肯尼迪行政管理学院任教。我们当然不能断定西方政要出资，让透明国际以反腐倡廉的名义塞私货，推广西方的意识形态。不过，艾根在《全球反腐网》中提到的几点信息让人浮想联翩。[全文]
网络举报虽然多数是以反腐败的名义发布资料，但实际上往往是官场或商场内斗。据估计，90%的曝料人来自官场内部。这些举报者都曾与被曝料者在同一套规则之下分享腐败的利益，只有当共享腐败利益的格局被打破的时候，他们才会“良心发现”。[全文]
温州电视直播官员述职被议论为一次“政治民主的有意义的尝试”。笔者的看法正好与此相反，这是学习了西方民主的糟粕而不是精髓，把述职公开化打分化的结果只是作秀化和媚俗化，这个导向下的官员将倾向包装业绩，迎合舆论而不是真正做长期的有扎实效果的实在业绩。当下的政治生态，流行的就是要多跟普通群众握手鞠躬，要发言不看稿纸（说明发言里没多少图表数据都是顺口溜），要多喊反腐败任重道远（落马的贪官们倒是都爱喊）。[全文]
不少人说，要解决腐败问题就要靠西方民主制度。但在欠发达国家实行西方民主制度而成功遏制腐败的案例不多，“民主”的印度、菲律宾、俄罗斯腐败都很严重，更不要说非洲的所谓“民主国家”了。我曾当面请教透明国际的总裁，怎么解释这个发展中的民主国家反而更腐败的现象？他说，民主化，腐败也民主化了。还给我举了个例子：过去智利是专制，秘鲁是民主，但秘鲁的腐败远远高于智利。[全文]
微博反腐的盒子被打开之后，大家开始了“无官不贪”的有罪推定，开始了“体制有罪”的揭私运动。人们都忘了，尊重隐私是最基本的道德准则，应无条件遵守。我们什么时候能学会守望道德、尊重与自我尊重，而不是满世界找借口呢？大尺度曝光并传播污秽图片视频，有损公序良俗，全民“扒粪”，伤害的是整个社会的信任。[全文]
反腐败是百姓监督政府的利器，一直以来都由媒体承担主要责任。随着科技的普及，反腐也从现实走入网络世界。而如任何事物新兴之初的充满活力却又凌乱无序一样，互联网普及之始也不可避免管理混乱，渐而泄愤与舆论监督的界限开始模糊，反腐伦理成了反腐之外的另一项舆论衍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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