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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杨君访谈央视体育中心副主任程志明:中国第一个体育直播谈话节目的诞188金宝博官方网站- 188金宝博APP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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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年开始出版媒体专著《英雄三部曲》(《英雄》、《现在》、《笑容》),由于形象时尚,风度气质俱佳,温和与智慧并存,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被称为央视“智嘴”,国际著名大家金庸为《笑容》亲自写序,对杨君成就给予高度评价。多次出任中国电影电视发展高级论坛主持人并当选主席,2001年获得“新世纪百名杰出女性”称号,并成为新华社“环球20位最有影响力的世纪女性”仪式上唯一的颁奖嘉宾,影视传播学作品被译为17国语言。

  杨君1990年成为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传媒学专业第一位硕士研究生,1992年因品学兼优成绩优异获得国家教委研究生奖学金和三台奖学金研究生毕业分配到中央电视台工作,以媒体评论员的犀利笔锋撰写大量以媒体为内容的调查及评论,首次提出电影具有媒体属性的观点,同时指出应将媒体的范畴包含八大传播媒介——电视、电影、广播、报纸、杂志、图书、音像、网络等。提出以媒体事件中的典型人物作为研究个例来纵向集纳考察中国及世界媒体发展的观点,并加以成功实践。

  程志明,央视资深的高级记者,生于1951年。1966年,到黑龙江插队,1971年上海外国语学院英语系。1975年,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系分配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英语部,体育部;1989年 借调至亚运会办公室公关部主任;1991年调入中央电视台体育部,1992年参与巴塞罗那奥运会直播。1995年1月,创办体育频道直播谈话节目《体育沙龙》(后改为《体育漫谈》、《五环夜线年,中央电视台体育中心新闻部主任。2005年 ,任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总监助理,主要负责体育赛事的信号制作、转播和录像工作。自1979年起,他参与报道了数百次国内外重要体育赛事,是体育赛事报道领域的佼佼者。

  从1979年开始从事体育报道工作,至今已经近30年。除了参与了中国第一个大型体育直播谈话节目《体育沙龙》的创办,担任了该节目的首任制片人。还采访和报道了自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以来的历届夏季奥运会,总共7届,以及2届冬季奥运会,5届亚洲运动会,6届全国运动会。作为实践的领导者和理论的开拓者,程志明率领中央电视台团队参与了雅典和北京奥运会及多个大型国际体育赛事的电视公用信号制作工作,达到了国际一流水平,赢得了国际同行的高度赞赏。他撰写了数万字的论文,建立了体育赛事电视公用信号制作的基本理论体系,主编了《英汉/汉英体育赛事电视公用信号制作词汇手册》等著作。

  程志明担任2004年雅典奥运会任领队,率领中央电视台58人队伍,第一次代表中国参加奥运会电视公用信号制作,出色完成了乒乓球、羽毛球和现代五项共3个项目的公用信号制作任务,获得国际奥委会高层领导和电视专家的高度赞扬,为中国电视公用信号制作大踏步走向国际舞台开创了历史。之后又率队参加了多哈西亚运动会、墨尔本英联邦运动会、多哈亚运会、亚洲杯足球赛、女足世界杯赛、北京奥运会和北京残疾人奥运会等大型国际体育赛事的电视公用信号制作,均赢得广泛好评,确立了中央电视台在国际电视信号制作领域的地位,也标志着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

  结合国际公用信号制作的实践,在理论方面做了较为系统的研究,撰写了数篇论文,第一次对奥运会电视国际公用信号制作的核心理念、标准、特性和形态以及各岗位工种的职能作用做了较为精辟的论述,明确地解析了信号制作和转播之间的功能区别,提炼出“奥运会是世界人民的体育节日”、“均衡压倒一切”、“成熟的队伍制作成熟的信号”、“导演组一变六”、“把合适的人放在最合适的岗位”、“转变身份保持中立”、“生产车间和批发市场”、“工业化生产流水线”、“强化规定动作弱化创新意识”等通俗易懂的概念,对诠释奥运会信号制作理念、更新制作人员的观念、规范工作行为、树立标准概念、培养专业人才起到引领作用。此外,还参与了2005年6月出版的中国电视史上第一本《体育赛事电视公用信号制作标准研究》一书的编写工作,作为专业指导,在该书的立意,构架搭建,总论的方向性和核心概念的把握,专业表述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实际工作,把所研究和提炼出来的许多概念和体会写进了书中。此外,作为副主编,还参与了2007年8月出版的《体育赛事电视公用信号制作标准指南》一书的策划、编写工作,借助编辑第一本“标准研究”的经验进一步完善该书中的立意、观点、专业表述等环节,使之更加准确实用。主编出版了《体育赛事电视公用信号制作英汉/汉英词汇手册》,这是中国电视史上第一本涉及公用信号制作的双语专业词典。

  主要论著:《浅谈奥运会电视国际公用信号制作理念和标准》《由“一变六”引发的思考》——电视体育赛事公用信号制作杂谈《它不是一个普通的“车间”》——体育赛事电视国际公用信号制作区功能解析,《多哈亚运会向雅典奥运会看齐》——电视国际公用信号制作标准浅析,“小马拉大车”—“超级体育”成功之道,《体育赛事电视公用信号制作标准研究》,《体育赛事电视公用信号制作标准指南》,《体育赛事电视公用信号制作英汉/汉英词汇手册》。

  对中国体育电视做出贡献的必须提到的学者:任金州,原中国传媒大学副校长,现任中国传媒大学凤凰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同时也是北京电视艺术家协会副主席。2003年,他与央视体育中心合作主持了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社会科学研究课题《2008年北京奥运会电视体育转播标准研究》,并主编了联体育赛事电视公用信号制作标准研究(2005年)、《体育赛事电视公用信号制作标准指南》(2006年)、《英汉/汉英体育赛事电视公用信号制作词汇手册》(2008年)。他带领传媒大学师生参与了北京奥运会篮球、排球、乒乓球、羽毛球、网球等赛事的公用信号制作。程志明和任金州,两位在体育赛事电视公用信号制作领域颇有建树的人物,他们的努力和贡献,为中国体育赛事的电视转播事业,乃至国际体育赛事的电视转播标准的制定,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他们的工作不仅提升了中国体育赛事的电视转播水平,也为中国在国际体育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搭建了重要的桥梁。

  他的爸爸姓陈,他却姓程;他不仅会说世界上的最大语种英语,而且他还精通 世界最小语种泰米尔语;他在奥运会上追截采访萨马兰奇传为佳话;他开办的中国较早的体育谈话节目《体育沙龙》开辟了体育文化的新天地。

  程志明还是几年前见到他时的样子:瘦、高、戴眼镜、精神。不同之处是他已经完成了从《体育沙龙》制片人到CCTV体育中心新闻部副主任的转变。与竞赛部相比,新闻部的特点是年轻人多。程志明手下的一百多人,95%以上是20—30岁之间的年轻人;而程志明作为副主任,侧重于专题片的制作,这些专题片是广大体育观众们耳熟能详的:《体育大世界》、《中国体育》、《世界体育报道》,《五环夜话》、《足球之夜》。

  作为看着体育频道和《体育沙龙》产生和发展的一位电视同仁,回想起1994年底,1995年初体育部他们几人初创栏目时的艰难,有时候会相信古人所说的“坚韧就是神奇”的说法。那时候,马国力满心满意的就是体育频道的建立,恳请全国人民锁定体育频道,而程志明和刚刚从电视剧中心调来的郁洁则一门心思地想办一个有深度的直播体育谈话节目。为了给周报写一篇叫《掌声响起,体育沙龙》的短文,我被邀前去看了《体育沙龙》开播的第一期、第二期节目,后来登载在1995年同月的《中国电视报》上。并记得为了挥毕这篇文章我和郁洁在电话里认真地聊了好几次。我想几年的拼搏下来,一定有人掉了不少头发,长了几丝皱纹,当然也一定有一些踏踏实实的人获得了不少业务和心态上的收获。关键的是我们的勤奋有人喝彩!所以在几年之后再写这篇长一点的文章的时候,我还是用了那个很多人欣赏的旧名《掌声响起,‘体育沙龙’》。

  在台里,程志明开会常常是跑上跑下的。没在中央电视台生活过的人可能不能理解在中央台“跑上跑下”是什么概念。譬如说程志明在14层开会,而他的办公室在22层,他能够在1分钟之内爬完八层楼!一般的速度是56秒。1990年在中央台举行的爬楼梯比赛中,程志明以3分6秒的成绩荣获中年组第一名,而青年组第一名的成绩是3分16秒,他们爬的距离是从1层到23层。

  创办《体育沙龙》,对于程志明来讲属于摸着石头过河,因为谈话类节目体育部从来没有做过。1995年这个节目刚开播,就有中国体育界知名教授预言:不出半年,这个节目就会夭折。因为它有较强的导向性和思想性,把握起来有一定难度。而且画面单调、时间长、完全靠清谈来维持一个节目,太难。后来,《体育沙龙》没有夭折,这位教授也成了程志明最好的朋友。

  1995年前半年处在创业阶段,程志明没有在12点以前睡过觉,每晚给各色人等打电话,了解新闻线索,了解当事人的想法,家中话费大幅度增长。每到他抄起电话的时候,妻子就打趣:“《体育沙龙》开始直播了!”

  这样夜以继日地工作,程志明当然胖不起来了,每次测体重,秤针都停在144斤那儿不动,没有丝毫进展,妻子说他可以把秤针焊上了。他身体没有垮掉,得益于学生时代打下的良好基础:他是乒乓球、排球和篮球三支校队的队员。工作以后,他还担任过首都体育记者排球队的队长。运动的习惯一直不曾丢下。几年的节目做下来,程志明坦言,他接触了各种各样的人,从他们身上、他学到了很多东西,对自己人格的完善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程志明说,从他的嘉宾那里,他学会了看问题的方法—透过现象看本质。

  1992年,老人撒手人间时给程志明留下两条遗嘱:一是让他好好干电视,不要贪财去做生意;二是好好培养孩子,—定让他上大学。

  属兔子的程志明,好动。打小时候,就爱上房揭瓦,上树掏雀。在部队大院里,领着一帮小伙伴,东跑西窜的,没个消停。上了学,还是贪玩,不好好念书,老师也拿他没法子。快读高小了,程志明的爸爸——一个从大别山走出来的老军人,忽有所悟,觉得棍棒之下难出人才,硬的不行还得来软的,他把儿子唤来开导:“晓得为啥爸爸姓陈你姓程吗?老话说“好汉坐不改姓行不更名”,咱本姓程,可我把祖上传下来的姓结弄丢了,不就因为是个睁眼瞎吗?刚上部队时,文书造花名册,南方佬分不清陈和程,给写差了,我也不识字,人家写啥算啥,糊里糊涂地就姓了陈,你说窝囊不?那时穷,念不起书呀!当了兵,行军的时候,一人背后挂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字,后面的看前面的,就这样总算认了几车斗大的字。没文化,不知吃了多少哑巴亏!告诉你,爸爸最大的心愿,就是咱程家要出一个大学生!你当了,算你有种!你当不了,你的儿子也要当大学生!不然,我是死不瞑目呀!”说着说着,泪水夺眶而出。这一番话,震撼了程志明幼小的心灵。从此,他像变了个人样,开始用功了。

  程志明是个孝子,父亲那掏心窝儿的话,在他听来是死命令,非得办到不可!后来他上了上海外国语学院,当上了大学生。可在父亲眼里,他是被推荐上学的工农兵大学生,还欠着点分量。1992年,老人撒手人间时给程志明留下两条遗嘱:一是让他好好干电视,不要贪财去做生意;二是好好培养孩了,—定让他上大学。父亲的心愿,程志明牢牢记着,每年扫墓祭奠,他总要带上孩子,让儿子在他爷爷的亡灵前立志成材。

  程志明说自己天生是奔波的命,从小跟着父母南北地跑。他1951年出生,老家在湖北红安,他生在安徽。生下来就跟着爹妈随军,部队到哪儿他到哪儿。8岁那年父亲转业到了北京,算是安定下来。文革开始时他刚15岁,正是念书的时候,和大多数同学一样,程志明也当了,写大字报,刷标语,组织文艺演出,耽误了不少学业,也练了一笔好字。不久上山下乡,十六七岁的程志明也报名去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被分在3师19团,驻地在宝清县双柳河镇。

  程志明不忍让父亲伤心,进了上海外国语学院,为了父亲的一句线多年体育记者,除了尽心干好本职工作,业余时间,还给不少报刊撰写稿件,翻译文章。1984年中央电视台开办了《世界体育》节目,缺文字稿子,韩乔生来找程志明,说:“你英语好,又懂体育,我这里有外国弄来的资料带,你一边听,一边译,怎么样?”程志明想,这也是一个学习的机会,就应允了。设想到这活儿还真不好干,当时对国外的情况知之甚少,好多稀奇古怪的东西不知怎么翻,于是便四处请教。有些鲜为人知的体育项目,总不知怎么译好。比如。“冰壶”,他译作“冰上溜石”。韩乔生戏言:“你翻成什么就是什么。可也不能太离谱。”程志明那时不熟悉足球,碰着拗口的外国球队名就头疼,好歹翻出来,连韩乔生也费琢磨:这是不是“尤文图斯队”?就这样一干就是四五年,程志明为这个专栏翻译编辑了三十多万字的解说词,风趣幽默的风格顿倒了无数观众。

  学习如赶路,程志明有事忙事,没事就忙着求知。打当体育记者起,就开始剪贴有关体育资料,家里的剪报一摞挨着一摞。10年过后,他利用这些资料,编著了一本书:《世界体育万花筒》。原国家体委副主任荣高棠题了书名,著名作家鲁光作序。鲁光说:“十年磨一剑,程志明是十年编一书。”不过,提起这事,程志明觉得愧对夫人。他夫人帮他收集资料,誉抄稿子,可是书出版时,既没有她的名字,也没有想到用什么方式在书中表达一下对夫人倾心支持的感谢之情。程志明开玩笑说:“亏的是一家子,要不会吃官司的。”

  在离乔丹两米远的地方,有人间乔丹,“你已经功成名就,为何还要如此努力?”程志明清楚地记得,乔丹不加思索地脱口而出:“This is my job!”(这是我的工作!)

  1975年9月。程志明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工作。最初他练习的是英语播音,后来领导让他改行学泰米尔语。好不容易学会了泰米尔语,领导又让他改行了,程志明这一辈子不是拧在固定位置上的螺丝,他的工作一直处在不停的变换中。这次是新成立的体育组急需懂英语的年轻记者,领导觉得程志明可担当此任。

  刚改行当体育记者的程志明既没学过新闻又没有系统的体育知识,就在中央新闻机构开始工作了。1975年年底,第13届冬奥会在美国举行,程志明记得20多年前他领了出国采访的任务就马上杀到美国。那时他对体育新闻基本还是个门外汉,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做出了采访的录音报道,却不知道该到哪里去发稿。去电信局传送,线路不对。后来才知道要去当地的电台发稿子。第一次采访的尴尬,程志明记忆犹新。

  等到1982年,程志明经过国内新闻报道的摸爬滚打已经是一名“熟练工人”了,领导把他派到伦敦采访汤姆斯杯羽毛球赛。这一次程志明赶上了机会。那—年是中国男队第一次参加汤杯赛,其时羽坛霸主是印尼队,决赛时大多数中国记者认为中国队没有什么希望,竟然没有去赛场,而程志明是个勤快人,也是个有心人,于是他成了在场看球的少数几位中国记者之一。不曾想中国队如有神助,竟然战胜了印尼队。正所谓“天道酬勤”,这让程志明在圈内一举成名,他采写的夺冠纪实报道《不畏艰险攀高峰》成了独家新闻,国内媒体竞相采用。国际电台领导大喜过望,给程志明颁发了嘉奖令。

  勤快是程志明的一大特性。干体育记者,程志明是老资格,但程志明干电视却是最近十年的事。1991年,他正式调到体育部后参加的第一个大活动就是1992年的巴塞罗那奥运会,程志明得了一个“碰头彩“。那时他们报道中国队所有夺金牌的场面,常常以步当车,赛后奔走如飞冲到机房赶制节目,令其他国家的同行叹为观上。而程志明围追堵截采访萨马兰奇也更是被传为佳话。

  曾有人问程志明:为什么你甘愿这样奔波?程志明婉转地讲了—件事。他赴美国采访NBA总决赛的时候,在离乔丹两米远的地方,有人问乔丹,“你已经功曾有人问程志明:为什么你甘愿这样奔波?程志明婉转地讲了—件事。他赴美国采访NBA总决赛的时候,在离乔丹两米远的地方,有人间乔丹,“你已经功成名就,为何还要如此努力?”程志明清楚地记得,乔丹不加思索地脱口而出:Thisis my job!”

  程志明对这句话大加推崇:“这是我该做的”或“这就是我的工作”,程志明觉得自己也可以用它来解释为什么自己那么醉心于自己的工作。

  第二天,通过正常方式安排的采访也通知下来了,杨伟光台长拜访萨马兰奇,程志明担任口语翻译。萨马兰奇见到程志明的时候,有点儿困惑:“这位先生不是采访过我了吗?”

  精明能干的程志明,被中央电视台相中是理所当然的事。1989年他先是借调到亚运会办公室,当公关部主任;1991年3月,正式调到体育部。已到不惑之年的程志明,又闯进了电视人的圈子。仍是来去匆匆,仍是风风火火,程志明跑了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采访了大大小小的运动会。想起来,最过瘾的,还是参加巴塞罗那奥运会。

  那是1992年夏天,中央电视台派住巴塞罗那采访的新闻组人员,只有两部摄像机,一部拍花絮,一部拍新闻。程志明负责新闻组,带着一老一小,摄像师魏学亮和技术员王铁钢。除了一部摄像机,没有汽车,没有大哥大,连步话机都没有,领导却要求他们报道中国队所有夺金牌的场面,一块不拉。

  那次是和香港一家电视台共用机房,这自然就形成了竞争,看谁家的消息发得快。开始比不过人家。程志明他们不服输,就思谋绝招儿。因机房在山下,赛场多在山上和半山腰,他们老早就上山探路看好地形。比赛前抢站有利位置,保证赛时的拍摄。一赛完,又利用运动员尿检前的一点儿空,抓紧采访。然后把带子交给年轻力壮的小王,由他跑步送下山。车轱辘虽快,路却堵,怎么也比不上“神行太保”。一次,小王急跑四五里路,冲进机房时,忍不住高兴得大叫:“新闻回来了!庄泳夺冠!”香港电视台同行大为惊讶!

  中国运动员八面威风,中国记者也跟着神气起来了。程志明去柔道场采访夺了金牌的庄晓岩,把门的警察死活不让进。程志明急中生智用英语说:“我是中国人,你怎能不让中国人采访中国人!”正相持不下,庄晓岩出来了,热情地和程志明打招呼,洋警察只好悻悻然退下。最有意思的还是“追截”萨马兰奇。一到巴塞罗那,中央电视台就请何振梁代为联系,想采访萨马兰奇。可等了三四天,还没有准信儿。一天傍晚,程志明他们和萨马兰奇一行四人擦肩而过。浓浓的暮色中看不清楚,等反应过来,急忙掉头追去。萨的两位贴身保镖警觉地回头阻拦。程志明急中生智,大声说:“萨马兰奇主席,我们是中国记者!请问一下您的秘书安妮小姐,我们早已联系采访您了。方便的话,我们谈一谈。”就这样,程志明他们获得了萨马兰奇的同意,一起步行到有灯光的体育场门前,进行了一次“追截”来的采访。

  第二天,通过正常方式安排的采访也通知下来了,杨伟光台长拜访萨马兰奇,程志明担任口语翻译。萨马兰奇见到程志明的时候,有点儿困惑:“这位先生不是采访过我了吗?”

  广采博览,深入研究。结合实际,反复酝酿。1994年岁末,设想在他们的头脑中渐渐清晰,并很快地付诸实践了……

  其实栏目开办的创意源于“巴城奥运”,程志明说,巴塞罗那奥运会期间,体育部主任马国力曾主持过每次20分钟的《奥运沙龙》谈线年广岛亚运会前,马国力就对程志明说,1995年体育频道将开播,为弥补评论的不足,需要创办一个评论性节目——《体育沙龙》,同时谈及了一些设想。《体育沙龙》有别于其他节目的独到之处,就在于它的形式完全是一种谈话,俗称“侃大山”,由主持人、专家和与事件相关的人物围坐一起,深入浅出地各抒己见。当时这种“谈话”节目在国外甚为流行,在我国则刚刚起步。一些电视台虽然也在尝试,但都没有积累起完整成熟的经验。象《体育沙龙》这样1个小时的“长侃”节目,又是现场直播,在中国电视史上还是首例。无前车之鉴,犹如在沧茫大洋上开辟新的航线,其难度可想而知。而当时1995年中央电视台的名牌栏目《实话实说》也还没有开播,没有正式浮出水面。

  富有进取精神的马国力、程志明等人开始了探索。广岛亚运会期间,在繁重的报道任务间隙,他们着意观看、研究了日本电视台的“谈话”节目,从人物的表现形式,场地的布置,到机位的设置,镜头的运用,细致入微。其后,在赴瑞士采访期间,程志明又把当地电视台的“谈话”节目作为研究重点。广采博览,深入研究。结合实际,反复酝酿。1994年岁末,设想在他们的头脑中渐渐清晰,并很快地付诸实践了……

  而郎平刚踏进国门,他们在1995年2月17日就播出了专访“久违了,郎平!”国奥队在戴拿斯杯上失利,及时地把主教练戚务生从云南请回北京,向观众恳谈了其中的原委。

  那一天,围绕“火爆95体坛”的话题,邓亚萍、阚福林、杨伯镛、李永波等各项目代表人物各抒己见,对中国运动员将要参加的几项重要国际大赛进行了展望和议论。直播现场气氛热烈,热线电话频频打进,《体育沙龙》一开播便抓住并回答了体育爱好者最关心的问题,令人耳目一新。

  《体育沙龙》虽然定位较窄,但要驾驭这样一个一小时的直播谈话节目,要求主持人不仅对中国乃至世界体育领域有深入而全面的了解,而且要有相当的阅历和过硬的新闻素质,同时还要有较强的口头表达能力。当时经过多方考查和慎重选择,体育部的两名资格较老,“才貌俱佳”的候选人——主任马国力和人称 “ 大师”的主任记者师旭平披挂上阵。可以说,《体育沙龙》赖以开播的主要阵容还是比较整齐的。

  开播后,节目的内容聚焦当前国际、国内体坛上的一些热点问题,如“中国女排大滑坡剖析”、“辽宁足坛大地震揭秘”、“纵论转会潮”、“中国会有自己的NBA吗?”、“兵败哥德堡”等等,如1995年1月13日、20日推出了“掀起你的盖头来”、“辽宁足球大地震揭秘”,就对中国女排大滑坡的根本原因及辽宁远东足球队集体退出俱乐部事件的原因及怎样健全俱乐部机制等竞技体育的热点问题进行了探讨。

  《体育沙龙》当时每周五晚上播出,纵观播出的前半年的选题,诸如“体育暴力的背后”、“纵论转会潮”、“国奥队,我为你着急”、“体育休闲漫谈”、“你能迎接新世纪的挑战吗——我国青少年体质和健康状况分析”、“生命无价”,等等,既有竞技体育的热点问题,又有全民健身群众关心的问题,这些或为新闻焦点,或具有代表性、普遍性而又引人深思的事情,吸引了广大观众的关注。后来也间或穿插一些“软性话题”,如“双休日漫谈”、“老外的篮球故事”等。在不少观众被电视剧《爱你没商量》、《海马歌舞厅》中的长侃弄得大倒胃口的时候,《体育沙龙》的一小时“长侃”却吸引了一大批体育迷,这不能不首先归功于节目制作者们选中了好的题目。

  观众反映:郎平在节目中的表现和风度俱佳,除了成熟稳健外,学识见地、分析问题的水平也令人刮目相看。主持人马国力认为郎平的现场发挥是超水平的,他风趣地称与郎平的配合打得很好!

  早在1995年1月,郎平还在美国举棋不定的时候,《体育沙龙》与体委内部的专职联络人就天天与其保持热线联系,密切“监视”这位体坛名将的一举一动,并且很早就掌握了她回北京的确切时间,伺机得到最热门的独家新闻。但采访并不是想炒她,与其他传媒不同的是,《体育沙龙》请郎平来直播室的初衷是基于几十位专家对郎平未来道路的分析后,毅然决定要帮郎平一把的。

  郎平是人不是神,回到阔别8年的祖国,她能够挑起全国人民的期盼和重托吗?如果她的心理准备不够,她未来的道路真会顺利吗?《体育沙龙》决定为郎平泼点冷水。编导们的心里很清楚,这一次的节目可能会对郎平回国开展工作铺平道路起极大的作用。基于这样的考虑;这次请来的嘉宾都是清一色的球迷,他们满腔热忱地来为郎平“松绑。“郎平这次回来,并不是来拯救在深谷中的中国女排,而是尽力帮助中国女排从深谷中一步步爬上来。我们热爱郎平,就不能在她还没有抡开了干之前就给她套上沉重的枷锁。

  这期关于郎平话题的《久违了!郎平》效果出人意料的好。参与节目的球迷嘉宾感情真挚。风趣活跃,妙语连珠。当时有专家称,球迷们提出的问题有的已达到尖端水平,像:请问郎平小姐,您当初当女排主力队员时有没有想过当主教练?你现在有没有想到要请体能教练等。

  《久违了!郎平》播出后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各地的电话和来信不断。观众反映:郎平在节目中的表现和风度俱佳,除了成熟稳健外,学识见地、分析问题的水平也令人刮目相看。主持人马国力认为朗平的现场发挥是超水平的,他风趣地称与郎平的配合打得很好!

  朗平也表示满意,她没想到在美国非常流行的谈话节目在国内也有,而且专业水平很高,最后,又谦逊地将她的出色发挥归功于那晚使她帅气和漂亮的化妆师。

  足球改革多年来被新闻界炒得沸沸扬扬。正因为足球改革是中国体育改革的突破口,所以1994年中国足协推出足球运动员体能测试就如同一枚重磅炸弹把体育界、足球界冲击得东倒西歪。先是国家队运动员李红军、翟彪等在12分钟跑和25米折返跑中测试未能达标,后又杀出广东太阳神队的体能教练刘铁强烈反对足协的这种体能测试标准。一时间,围绕着足球运动员的体能测试,中国足协,各俱乐部运动员、各队的体能教练各抒己见,莫衷一是。

  中国足协为推进足球改革1995年再次加大体能测试的力度,并同时命令“刘铁闭嘴”。可以说,1995年全国足球界体能测试成果斐然,没有出现国家队队员未能达标的情况。

  能否将体能测试摆在客观的位置上科学地分析它的利弊呢?《体育沙龙》的这一期节目本着推动中国足球发展的目的,决心让“刘铁开口讲话”。但是怎样让正方反方同时在直播室里发表意见和看法,也着实让编导们伤了脑筋。出乎大家的意料,不肯讲话的刘国江和刘铁在现场直播时倒松弛起来,越到后来越好。中国足协职业部的负责人杨一民代表足协认为,目前在国内的一些球俱乐部由于管理不严,对体能训练不够重视,尤其是一些球员一旦成名,教练就不敢管,所以足协才推出体能测试标准。这一期《体育沙龙》到结尾时大家豁然开朗,刘铁并不是站在足协的对立面,相反。作为一个体能教练,他是对足协最大的帮助和支持。

  可以说1995年1月开播的《体育沙龙》将体育界其它的“热点”抓了个八九不离十。辽宁足球队队员集体,反映了俱乐部机制存在的问题;春节期间,意大利足坛发生惨案,一名球迷在骚乱中丧命,举世震动,他们意识到,这个悲剧的产生不是孤立的,是人类走向文明过程中产生的糟粕,对这种有违奥林匹克精神和道德的卑劣行为,必须无情地给予痛斥和鞭挞。于是,体育沙龙以“体育暴力的背后”为题,列举了近十几年来的国际国内体坛的暴力事件,深刻细致分析了体育暴力产生的原因,旗帜鲜明地反对体育暴力;国奥队在戴拿斯杯上失利,及时地把主教练戚务生从云南请回北京,向观众恳谈了其中的原委。

  选择好话题,邀请好来宾是《体育沙龙》节目成功的关键之一,而设计好切入点和谈话的“矛盾点”、内容层次,是抓住观众、体现出节目思想性的重要环节。为此,他们倾注了心血,显示出了智慧。

  《体育沙龙》的可贵还在于它不拒绝失败者,卫冕失利归来的谢军可以借此一谢天下,棋运不佳的聂卫平可以平静地告诉观众:“我尽力了!”

  人们总以为体育是一种最少思想的文化活动,一些体育形象的雕塑都去了头颅,以示体育只与筋肉有关,其实这是一种极大的偏见。在《体育沙龙》里,人们要谈思想、论哲理、叙感情,选题精当是颇费匠心的。追踪竞技体育热点固然引人入胜,如在足球甲A狼烟四起之时,在亚特兰大奥运会中国兵团集结之日,乒乓球队捧回7个奖杯,国奥队被拒之奥运门外,都能找到谈话的理想入口,但社会体育敏感的话题也同样会引来铃声不断的热线电话:公用体育场地何时开放,知识分子健康谁来维护,青少年体质状况下降到了什么程度,城市大秧歌怎样规范,球场的“国骂”何日可绝于耳,双休日如何打发,都可以在体育沙龙里引发争论,没有人来做说教式的演讲,但都取得了难能可贵的共识。

  不仅对国内体育评头论足,而且对国际体育说三道四,《体育沙龙》的视野是开阔的。对美国橄榄球运动员辛普森命案的大胆评述,对NBA球员约翰逊复出的尖锐议论,对美国职业篮球内幕的深入剖析,都是相当别致而又让人大长见识的话题。

  应该说《体育沙龙》邀来的嘉宾尽是风云人物。陈露崭露头角的神情、蔡振华春风得意的劲头、马俊仁的欲言又止、郎平的呼之欲出、施拉普纳的忿然不平、足协官员的翼翼小心,都是绝佳的人物速写;至于足球教头们青梅煮酒时的勾心斗角,女球迷朋友如数家珍式的侃侃而谈,更是精彩的世象漫画。《体育沙龙》的可贵还在于它不拒绝失败者,卫冕失利归来的谢军可以借此一谢天下,棋运不佳的聂卫平可以平静地告诉观众:“我尽力了!”《体育沙龙》的感彩也十分浓烈。盲人体育“播音员”古灏的经历令多少人潸然泪下,乒乓球世界冠军王涛的父子情又让多少家庭久久难以平静,《体育沙龙》在情感追求的同时为社会轻轻地打开了一页伦理教科书。

  力求形式的完美和创新也是《体有沙龙》编导者们的一片苦心。从固定的演播室走到现场,从少数人谈话发展到与现场观众的呼应,这是对传统沙龙格局和程式的挑战,这种尝试已获得了初步的成功。畅所欲言,各抒己见,谈话轻松幽默,气氛宽松自在,但没有因之失却思想的严肃和深刻,这是《体育沙龙》一直可以看下去的缘由。

  回想当初,一个新创办的节目,若想成功,必须直面新的挑战,对制片人程志明、导演郁洁是如此,对编辑人员王茜、魏光垒、何静是如此,对主持人马国力、师旭平来说更是如此。据中央电视台1995年的收视率统计,《体育沙龙》在诸多节目中脱颖而出,名列前茅。无疑,热点话题,权威议论,拉家常一样的谈话氛围和直播手段成为打开成功之门的金钥匙。每周一次的节目,使这个由六七人组成的节目组始终处于连轴转、超负荷的紧张状态,当然最着急上火的要数制片人,无论策划、选题、请人,还是布景、镜头、字幕,一应俱全都要他上心,疏忽了哪个环节都不行。当时制片人程志明说:“只要星期五一过,我就开始急,星期天达到顶点,如果下周的选题还无着落就睡不着觉了。”说着他就打开一本密密麻麻记满了姓名和住址的通讯录,这是他寻找选题线索的“希望之光”。选题并非随地都能捡到,有时还真让人绞尽脑汁,没有什么赛事的淡季,话题更比金子贵重了。有一天晚上,他又到了那种“夜不能寐”的时刻,他一连拨了二十来个电话都没有结果,就在最后一个电话即将收线的时候,对方提起一个人的名字,就是这个偶然中的发现使他们做了一期漂亮的节目。

  “每次主持,我都象得一场大病似的。”在《体育沙龙》直播初期,主持人师旭平对记者说。的确,每一次主持,主持人都面临一次新的挑战。主要难度有二。一、来宾不是专家就是消息灵通人士,而每一次的话题和来宾都是新的,主持人不可能什么都明白,既要充分发挥来宾之长,又不露自己之短;二、节目是现场直播,预先不演练,更无稿子可背,来宾具体谈什么话,主持人事先不很清楚,要因势利导,控制好局面,极其艰难。它要求主持人具有丰富的学识,良好的心理素质,很高的应变能力,好在马国力和师旭平都是资深记者,他们一次又一次战胜了挑战,一步一步地向成功与自由的境界迈近。

  以往的电视直播大多是主持和来宾坐在一排面对观众,《体育沙龙》却时常是主持与来宾围坐一圈,现场的大屏幕置于一侧,映出体育画面,衬出鲜明的主题。开播后拉上窗帘,大屏幕变成了窗户,这种新颖独特的家庭式布置曾使到场的许绍发发出感慨: “感觉象朋友聚在家里聊天一样。”这正是导演郁洁营造的氛围:“沙龙’就应该轻松……这样可以把主持、来宾与观众的距离拉近。”加之现场热线电话使观众介入后,使《体育沙龙》从形式到内容都进入了一种和谐的境界。

  学习、工作和生活,似乎是人类亘古不变的东西,但在程志明的身上,却表现得挺轻松自如,有声有色。

  如果你是一个常电视台体育部走走的人,不久便发现一个特别现象,在他们自己人中间,三个字的姓名称谓都变成了两个字,如程志明变成了程志,师旭平变成了师旭,岑传理变成了岑传,甚至主任马国力也变成了马国。当然,岑传和马国这一主任级别的领导,一般他们都是背后叫的。这些称呼乍一听起来有些不习惯,但很快便觉得不仅亲切入耳,还十分简洁实用,这不知是否为体育部的一项专利。

  有人用一个非常文雅的词形容程志是“玉树临风”,因为他高个儿,消瘦,并且戴眼镜的原因,虽然是一些调侃的味道,但这是他也愿意“接受”的。由此可以说明大家把他当自己人。

  程志这一简称叫的人很多,也许是人缘好的缘故,有同一办公室相同年龄层的人,还有一些近年招聘来的新人,当然,多数情况这些年轻人还是以程导相称的。有一度,程导在《体育漫谈》(过去称《体育沙龙》,后改为《五环夜话》)里的真正职务是制片人,因为很多时候又兼做编导工作,故而又有了程导这一称呼,并且这一称呼还延伸到体育界,与“漫谈”过从甚密的教练员、运动员和明星们中。

  以前到过程志明办公室的人,都会留下很深的印象。“漫谈”从开办之日起所有的档案及资料一一记录在案,细得让你无法挑剔。只要你提出想调看哪集的录像带或文字稿,以及想用一张哪位嘉宾主持的照片,他即刻能给你取出来,甚至还要附带着加上关于这份嘉宾在镜头前的一系列表现。如果用如数家珍来形容程志明的这些收藏,那么再恰当不过了;

  程志明的本子最有说法。来电视台之前,他的十年国际广播电台记者生涯中,本子上除了记录工作之外,还有很多朋友间的私人交往:谁曾在生活上帮助过他,谁教会他录音和摄像,谁在他工作一筹莫展之时,伸出过友谊之手…程志明的理论,做人应该有良心,讲感情。调进中央电视台“漫谈”栏目之后,本子的利用率更高了,有时一天要翻好几遍。他说:“我什么都能丢,唯独本子不能丢。”本子是程志明的百宝囊,在工作上它不仅具有取之不尽的神力,在感情上也是一份沉甸甸的寄托。

  “漫谈”毕竞是走过来了,伴随着酸甜苦辣,伴随着赞扬和批评,在一班人马的精诚努力下创下了体育节目的名牌。“沙龙”作为一个以谈话为特点的节目,语言的艺术在这里表现得尤为突出。程志明深有感触地说,100多期做下来,也挺长见识和学问的。就为这个讲话的艺术,有时在选人上费尽了脑筋。有的人肚子里有学问但倒不出来,有的人能表达又缺乏逻辑的推敲,有的人虽然二者兼备,但说出的话又缺乏感染力。要想找到十全十美的,简直是风毛麟角。然而,在“漫谈”组织者的精心安排策划下,“漫谈”还是显出了它的功力和风采。在“漫谈”时间里,人们围坐在一起,谈思想,论哲理,叙感情,其乐融融,文化氛围颇浓。“漫谈”在力求内容的丰富与多样、形式的完美和创新上,也不断向新的目标迈进。在中央电视台1996年优秀专题栏目评选中,这个难度较大的栏目荣获二等奖。

  用体育部同仁的话说,程志明应该算事业有成的人了,可是和年轻人在一起的时候他仍然有紧迫感。他说,虽然自己对体育从未感到陌生过,又略通一两门外语,但这其中很大成分是对过去而言。社会发展一日千里,作为一个中年人,淘汰的东西多,需要补进的东西更多,学习的任务永远横在面前。

  学习、工作和生活,似乎是人类亘古不变的东西,但在程志明的身上,却表现得挺轻松自如,有声有色。

  “夜话”中马俊仁对昔日辉煌的留恋与后来学生出走的尴尬;“夜话”中聂卫平发出的“如果有一个比较美满的家庭,很顺心如意的话,对棋艺应该是有好处”的感叹,都是“神来之笔”,由此观众也会体验到冠军们在很多事情上和普通人人是在同一个平面上的。

  九十年代以来,除了大量而繁杂的体育转播使体育迷们大饱眼福外,像《体育沙龙》这样的站在文化的高度看待体育,深层次理解理解竞技体育的节目使观众有更强烈的参与意识。与《足球之夜》以年轻后生充满朝气的风格不同,《体育沙龙》最初以中年人的稳重与思辩见长。这可能与《体育沙龙》的发起者马国力曾当过兵、制片人程志明是“老三届”的“老插”、师旭平既当过“插青”又当过大兵有关,而他们又通过大学、留学学习有了充分的文化积累,加上可称为“新三级学人”(即77—79恢复高考入学者)的郁洁,这四个从40岁到49岁的“四条汉子”成为《五环夜话》的四根台柱。

  四年来,《五环夜话》在众多的体育电视栏目中抢滩登陆,并一跃成为“明星”,成为体育迷们难舍难分的非常牵挂的宠儿。“夜话”接到了无数个拨打了多少次才打进来的电话,收到了派专人读都读不完的信件,称赞与建议占了90%以上;一些批评虽然尖锐却能窥见批评者对它的关注。《大学生》杂志总编钟岩说:“这是我见到的体育电视中最有品味的一个栏目,有些比赛我可以不看,‘夜话’却不能不看。”球迷毕立原用遒劲有力的笔墨改写了《沙家浜》唱词:“来的那是腕儿,全凭嘴一张。相逢是知己,过后还思量。”国安队的球迷陈力朴打电话说:“看了‘沙龙’袒护裁判魏吉鸿,我发誓永远不看你们的破‘沙龙’了,后来看你们还办了几期好节日,也就扯平了,今后要接着看。”不管是夸是骂,它终归是受人瞩目的。

  百余期《夜线年底四大教头的“煮酒论英雄”,徐根宝的春风得意、金志扬失之交臂的惋惜、迟尚斌的暗藏杀机、陈亦明的无力苦争春都在“夜话”的舞台上淋漓尽致,当主持人马国力问徐根宝、金志扬:“申花、国安究竞谁更强?”金志扬一指迟尚斌,说:“最强的在这儿呢!”刚拿冠军的徐根宝面露不服,一年后再想起这一时刻,不能不为“夜话”的敏锐而叫绝。

  人们也记得郎平归国首都机场犹如迎接一位元首的热闹,“夜话”却不凑热闹,郎平出国几年后的成熟与冷静,通过“夜话”做出了最直观的反映。汪嘉伟刚从日本归来时的“期待喝采”也颇见光采,这位当年诸多年轻女球迷眼中的“白马王子”不失英俊潇洒,又增添了成熟与老练。为了勾起人们的回忆,编导郁洁“众里寻他干百度”找到了当年还是小学生,如今已有了一定名气的“王氏记者三姐妹”中的王葳、王菲,她们至今还留着当年剪贴成册的汪嘉伟剪报集。于是,一个振兴中国男排的沉重话题在一片轻松的气氛中展开了。后来汪嘉伟果然扭转了中国男排的颓势,有观众去信说,在《五环夜话》中听汪嘉伟一席话,感觉到他今非昔比了,他从一个矫健光采的人成为有统帅之才的人。人们还记得中国足球连战连败,引得“夜话”不得不连连探讨,多少球迷也在随着“夜话”释放心中淤积的块垒;人们还不会忘记,在球迷心中一会儿是神、一会儿是鬼,最终又变成了人的施拉普纳在“夜话”里既指点中国足球又尽情为自己辨护,更让人难以忘怀的是老纳听到中国球迷的谅解后所流下的泪水。

  观众尤其记得几年前主持人马国力步步紧逼问马晓春,让他对聂卫平的棋做个评价,马晓春绕着圈子论证,最后评论“他现在输给了初级,只能说他水平下降了,他没有原来那样投入了”。当今同行之间恰恰缺少这种真实的评价,马晓春不可能写这样的文章。却能侃出这样的心声,这正是“夜话”的优势。“夜话”中马俊仁对昔日辉煌的留恋与后来学生出走的尴尬;“夜话”中聂卫平发出的“如果有一个比较美满的家庭,很顺心如意的话,对棋艺应该是有好处”的感叹,都是“神来之笔”。观众也会体验到冠军们在很多事情上和凡人是在同一个平面上的。不辞辛苦的“夜话人”不时随“热点”搬家。1996年大连万达夺冠,“夜话”让大连球迷向全国球迷倾吐欢快的心情。1997年八运会,“夜话”又到上海讲述“浦江夜话”。在黄浦江的夜幕中,有月光照射下波光粼粼的江水旁,“夜话”又就体育生活、体育文化、癌症康复、体育邮票、体育历史广泛漫谈,尤其两个十八、九岁的女球迷如机关枪般的侃谈足球令主持人师旭平都难以插话,使人感到“夜话”是线年中国足球队在上海集训,“夜话”把国外留学归来的杨层、孙继海、李金羽请来,这期《中国球侠西游记》真让惦念着他们的中国球迷满足了心愿。五年职业化足球,中央电视台体育部为足球走向市场做出了扎扎实实、无以替代的工作。无论《足球之夜》还是《五环夜话》,都是足球职业化在新闻领域里的开拓者。《五环夜话》有近一半栏目是谈足球的,人们感到“夜话”是真心好足球的,是充分肯定中国足球改革的成绩的。

  程志明,这位既精通世界最大语种英语又会最小语种泰米尔语的家伙,有人戏称他是否参加过“泰米尔猛虎游击队”,他的制片让人竖起大拇指。师旭平,冷隽而富有内涵的风格在体育主持人中是独树一帜的。郁洁,这位得过电视剧“飞天奖”的导演把不少“沙龙”节目导得颇具戏剧性,但他总是躲在幕后。新一代的“夜话人”也成长起来,前台人物张斌、黄健翔、张虹、罗宏涛和策划张卫、郭崴等年轻人的出现使“夜话”变得更多姿和富有生气。

  1984年,中央电视台第一次转播美国洛杉矶奥运会。因为价格昂贵,亚洲很多国家和地区一起出钱购买了奥运会转播权,香港TVB出钱最多,所以,很多国家和地区电视台都不去洛杉矶,而到香港TVB电视台制作节目。中央电视台共6个人去了香港,在香港电视台里看着电视画面解说开幕式。解说员是宋世雄,因为对美国文化以及开幕式的创意内容不甚了解,又没有解说词,其中有15到20分钟,他几乎没怎么说线年的巴塞罗那奥运会期间也发生过。

  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央视最大限度地发挥着自己的转播优势,投入三个开路频道、一个高清频道和四个闭路频道,连续播出3700至3900小时的奥运节目。转播范围也更加国际化,摒弃以往只转播有中国队参赛的项目或有中国元素的内容的做法,有相当一部分转播全是外国运动员参加的项目。虽然存在着设备短缺的硬伤,也有着开幕式转播效果与国际大台相比技不如人的缺憾,然而北京奥运会已经成为了自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电视公用信号制作统一理念之后,东道主国家参与制作公用信号项目最多的一次。

  中国奥运赛事转播走过的脚步就像北京奥运闭幕式上环绕着鸟巢一幕幕闪现的赛事点滴一样,经历积少成多,感情积浅成深;今日回首看来时,发现支持了我们这一路的技术原动力——中国体育比赛电视公用信号制作的技术水平,竟在不易察觉间划出了一条振奋人心的上扬线。用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总监助理、北京奥运会电视公用信号制作CCTV团队副领队程志明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的话说,以央视为主力的中国团队在北京奥运会电视公用信号制作的竞争舞台上大规模出击,取得了可同中国体育奥运代表团媲美的辉煌战绩。

  “这是个欧洲人制定标准并占垄断地位的行业。”程志明说,体育比赛电视公用信号制作是一个非常专业的行业,公用信号指多于一家电视台使用的信号,英文是International Feed 或 World Feed,与单边播出的概念相对。在本届北京奥运会,全世界共有20多个国家服务于BOB(北京奥林匹克转播有限公司),为全部28个体育赛事项目制作电视公用信号。“如果把BOB比作一个大的电视产品贸易公司,每个比赛场馆就是这些产品的制作车间,公用信号制作团队就是车间的工人,电视产品通过光缆传送到BOB,由BOB批发给各个国家的电视台,各个国家的电视台经过本国元素的包装和加工,就是观众们看到的画面了。”据他介绍,这个领域一直是欧洲人的天下,在雅典奥运会之前,亚洲国家只有韩国和日本参与过公用信号的制作。以此次北京奥运会为例,在20多个参与提供公用信号的国家中,欧洲国家占了一半左右,因此,中国团队能够挤入这一阵地实属不易。

  2001年,北京申奥成功之后,现任BOB首席运营官的马国力对国际奥委会奥林匹克广播服务公司(OBS)首席执行官罗梅罗说:“让东道主国家中国参与到更多体育项目的信号制作中,难道不好吗?”于是,北京奥运会成了自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电视公用信号制作统一理念之后,东道主国家参与到公用信号制作中制作信号项目最多的一次。在全部28个大项中,中国制作了其中七个大项;BOB发送的3600多个小时的信号中,中国团队发送的信号大概占了1/5。据称志明介绍,中国团队参与制作的项目分别是篮球、排球、乒乓球、羽毛球、网球、现代五项和足球。其中,中央电视台共244人分5个信号制作队制作了除足球之外的六个项目的公用信号(羽毛球团队兼作现代五项),足球项目由北京、上海、天津、辽宁和广东五个地方台的团队制作信号。浙江、厦门、武汉、江苏等地方台也作为辅助力量参与到了其中一些项目的制作。

  据程志明介绍,此次工作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团队如何在短期内达成默契,这比转播中的技术运用更加重要。“我们是这些项目的核心制作团队,但是每个团队中也有很多外籍工作人员,如何在短期内与他们形成很好的配合是最重要的。另外,就是如何在短期内尽快熟悉所使用的设备。这次BOB是第一次大规模使用高清设备,很多设备都是在比赛前由欧洲船运过来的,为了保证转播质量,要很快摸熟它们。”

  在如此大的工作压力下,此次央视电视公用信号的制作水平受到了广泛好评。在北京奥运会期间,每天下午3点,在IBC(国际广播中心)都会召开一次转播商大会,各国的转播机构都会在会上与BOB进行交流,对其提供的公用信号的质量进行评价,如果哪个项目的信号有很大问题就会被投诉。“中央电视台从来没有被投诉过,”程志明说。

  “我们也刚刚访问了BOB的很多高层,他们对此次中央电视台的转播水平都是大加称赞,这些老外纷纷用wonderful、fantastic、marvelous(三者都意为‘太棒了’)来称赞这次CCTV的表现。”程志明言语中充满着自信。据他介绍,在中国团队参与制作的七个项目中,现代五项是“最令人头疼的”,因为这一个项目就包含了射击、击剑、游泳、马跳障碍和追逐跑五个项目,不断变换的场地、长时间的赛程让很多人都不愿意碰这个项目。“但自从上届雅典奥运会中国参与到这个项目的信号制作之后,中国的制作就被称为非常专业。”他说,“篮球比赛的信号制作,我们也做得非常好。以后NBA球队到中国来比赛,转播的信号都将由CCTV来制作。”

  北京奥运和给BOB“打工”的经历给了中央电视台一次大规模自我营销的机会,但如何追赶世界顶尖电视台在大型体育赛事转播信号制作领域的脚步,给走向世界的中央电视台提出了新的课题。本届奥运会开幕式结束后几天内,网友对于BOB和美国NBC电视台所转播的奥运会开幕式比较后发现NBC的转播水平更高,这显示NBC在奥运会开幕式这种大型庆典活动转播信号制作方面更高一筹。“这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相比BOB,NBC在很多BOB没有设机位的地方都设了自己一整套的摄像机,另外,NBC转播比直播晚了12个小时,它们有充裕的时间进行画面的剪辑。”程志明说。

  据了解,在体育赛事信号制作方面,NBC把奥运会的28个大项分成了五个级别,最高的级别就是美国人最喜欢的项目——篮球、体操、游泳等。在这几个项目的转播上,他们不用BOB的公共信号,而是自己进行信号制作,每场比赛摄像机投入比BOB更多。专家表示,NBC的转播为央视今后在体育赛事信号制作方面走向尖端和国际化指出了方向。“央视与BOB或其他国家电视台的真正差距不在信号制作技术方面,而主要是设备的老旧与匮乏方面。”

  在雅典奥运会上成功完成了乒乓球、羽毛球、现代五项三个比赛项目的电视国际公用信号制作的中央电视台日前表示,作为东道主的国家电视台,在北京奥运会上,中央电视台将集合全国的优秀电视人争取制作完成10个项目的电视国际公用信号。从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以来,奥运会电视国际公用信号的制作,都是由国际奥委会授权的国际体育广播公司与奥运会承办国共同组成的机构负责,由他们召集全世界最优秀的电视制作队伍完成。中央电视台是从雅典奥运会才开始参与电视国际公用信号制作的。中央电视台体育节目中心竞赛部副主任程志明介绍说,奥运会的电视国际公用信号制作与电视转播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两年前,中央电视台争取到这项工作时,对它也没有一点了解,一切都是从零开始。两年来,经过几百小时的制作实践,中央电视台派到雅典的58人的制作队伍,按照“公正与平等、运动与情感”这一奥运会电视国际公用信号制作的核心理念,出色地完成了工作,得到了国际体育广播公司的认可。

  有了雅典的成功经验,中央电视台对于北京奥运会的电视国际公用信号的制作更有信心。中央电视台体育节目中心主任马国力说,奥运会在中国举行,对中国电视的制作水平也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如果到时我们还只做三个项目的电视国际公用信号,那是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的。届时,我们将集合全国最优秀的电视人力争制作完成10个项目的电视国际公用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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